风雅杭川(“孤独的黄花”的博文)
2009-09-30 21:41:20.0
 
雅 杭 川
 
“孤独的黄花”的博文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风雅杭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旧时县志序称:“杭川于汀为著邑,其土以旷,其俗朴以易,其民愿以淳,其士好读书而敦礼,其山有紫金插笏、普陀之瑰异,其水有檀溪、蛟湖、九曲之清折而容与”。在这幅优美平和的画卷里,百姓滋润于这片清新肥沃之地,历代文人雅士众多,诗书文集颇为壮观,点染成今日之风雅杭川。能代表上杭文人最高成就的当数新《杭川风雅集》。

 《杭川风雅集》被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称之为“客家的诗经”,是上杭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,汇集了明代以前上杭诗歌佳作。《杭川风雅集》的编著者为李颖,字嗣英,时人称梅隐先生,生卒年不详,大致为明宣正时代人,出生于上杭县稔田镇官田村。其祖父李诚曾仕至开封府教授,因上奏议,历数当时炙手可热的藩府骄恣不法行为,事涉亲王,终以出位上奏之咎罢官归乡。李颖青少年时代从师永丰丘贤,学习孔孟之道,探源索流,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。成年后隐居不仕,教学为业。乾隆《永定县志·文学传》称他“资性超悟,学问宏博,尤善诗词”。他的诗词大多寄情于烟霞风月山水,具有清新、明丽、隽永、自然的特点。教学之余不仅写了大量诗歌,自结集为《梅隐稿》,还留心各种文献、史料,网罗散佚,辑录了宋、元二朝的若干家诗作,编撰为《杭川风雅》集。《上杭县志·文苑传》记载了当时此诗集在文人中引起的反响,“此集已成,诗社君子莫不争先快睹”。丘贤为此集作的《序》里引录了李颖给他的信,叙述了辑录的始因及编撰情况。现节录如下(标点系后人所加。)

吾杭为临汀巨邑,山川秀美,风土淳厚。故士生其间,多聪明俊伟,读书能文,为官食禄,上而朝省,下而州郡。以及山林岩穴,高人逸士隐德弗耀者比比皆是。其文章翰墨流传于世,代不乏人。惜乎屡经兵燹而存者无几。予尝于隐居教授之暇,兴念前修,落落如霜木晨星,不可多得,而翰墨皆散亡无存,屡增慨叹。因广询故老,博访遗文,得宋、元以来至我朝上下三百余年之间诸名公若干人,诗若干首,编此成集,曰《杭川风雅》。(见《杭川新风雅集》卷一)

然而,时过境迁,经李颖精心辑录的我县宋、元二朝的文人诗歌集《杭川风雅》以及他的诗作集《梅隐稿》至今还未有发现。只在上杭旧县志《文苑传》中记录了《序》文。在杨澜编的《汀南廑存》中仅记有《题周子礼全城事》一首五言诗:“排男男儿事/何当伐大功/忆曾抒妙策/绝异恃元戎/虺鼠潜逃穴/疲癃返荜蓬/君惟发长啸/巾扇曳秋风。”杨澜还加有批语,称此诗“魄力沈雄,大家笔意,结得超脱”。

 560多年后,民国二十五年(即公元1936年)秋,由上杭县举人、南社诗人丘复编撰的我县五百六十多年的诗歌总集——《杭川新风雅集》出版了。它和后一年修订付印的新《上杭县志》如双峰并峙,引人瞩目。丘复,字荷公,号念庐居士,上杭县蓝溪人,清代末科举人,是明强中学(今蓝溪中学)的创办人。民国六年((即公元1917年)起担任上杭县志纂写、审定等工作。早年就对我县地方文史有较好的研究,积累了大量的资料,为后来主编县志和编撰《杭川新风雅集》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他在《杭川新风雅集》的自《序》中说,早年读郑杰的《全闽诗》及郭柏苍本郑氏《明诗传》,只载有极少数的杭人之作,“窃怪其寥寥若是,岂上杭乏风雅之士哉,抑网罗之无其人也”。慨叹之余,立志辑录,网罗散失,编撰新风雅集。于是“于二十年前即有志搜辑,见前人遗诗辄录存之”,极力访求遗老,“或得之旧钞”、或“寻之庵扁”,或“搜自族谱”,或采自其它史料,或录自选本丛书,也查阅旧县志记载,可谓呕心沥血。可是因“饥驱奔走,未遑卒事”。晚年寓居潮州,于壬癸之际,虽初编成集,然终迟迟不能定稿。其族侄素斋(曾协助丘复缮写)原少于丘复而早逝,对他很有触动,深感人生“岁月几何,欲有作为,其敢有所恃而迟迟以待”呢。在包千谷、罗青塘、邓筱谷、黄宪民、华品玉、傅丹初等人的协助下,充实了内容,加快了修正、定稿步伐,从一九三五年初冬开始,用了十个月的时间,终于完成了编辑《杭川新风雅集》的工作。

 《杭川新风雅集》可以说是我县明初以来五百多年文人创作的诗歌总集,全集分八册共三十卷,近四十万字,收有四百五十九家,诗六千一百三十五首(附有少数的楹联和哀悼词)。其中明代十七家,诗六十三首,成一卷;明未清初(编者称为明遗民)五家,诗二百一十四首,为一卷;清代二百六十五家,诗三千五百五十六首,分十八卷;民国一百四十七家,诗二千零一十四首,分八卷;妇女四家,诗二十五首,及出家和尚七家,诗一百五十九首,各自独立成一卷。该集不收当时在世的诗家之作,对一些版本比较齐全的专集,也只撷取些精品。如清康熙年间丘嘉穗(字秀端,号实亭)著有《东山草堂诗文集》等三十卷,版本尚在。《杭川新风雅集》只选取了其中的五十九首。关于诗集的取名,丘复在《序》中说,起初名为《上杭诗录》,还计划在《诗录》完成以后编辑《文录》,后感到“日月易逝”,自己“精力就衰”,“文录之辑,恐有未逮”,且李颖有《杭川风雅》,书虽佚而序尚存,“愿弘思远继先生之志”,“不没先生之旧也。”还有一个原因,丘复在编定此集之后,中辍多年的《上杭县志》的编修工作又开始了。他担任主纂总编之职,自当全力以赴而无暇他顾了。尽管如此,因为丘复的远见卓识,《杭川新风雅集》历经沧桑百年仍闪烁着可贵的人文光芒,是上杭宝贵的文化遗产。

 从《杭川风雅》的辑录到《杭川新风雅集》的编定,历经五百六十余年,上杭的文化之光并没有在时光中暗淡,反而更加引人注目。丘复先生继李颖之志,卒成《杭川新风雅集》,对上杭文化作出了独特贡献。当穿越世纪的迷雾,一脉相承的新旧《杭川风雅集》像来自远古的星星闪闪,照亮着上杭文化的天空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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